张力奋
文
张力奋在新学院聂伟亮绘
文字的东西，如同记忆，脆弱且不可靠，常带主观与偏见。这本笔记就是。就文体而言，它有点混血，夹杂着自述回忆、新闻、随笔、速写、言说和游记。我在私域与公共时空穿梭，时间跨度近半世纪，涵盖了我的生命史。我在上海出生、受教育、成人，26岁赴英留学并在伦敦工作多年。迄今，我在中国与西方生活的时间几乎完美地对半两分。本书以年我去牛津大学客座的日志为主线，记录或回忆的多是我生命体验中的碎片。裸露的生命记忆，多半零碎，不见雕琢，直至尘扬灰灭，终被遗忘。我不相信宏大叙事，所谓的宏大叙事，至多是日常与生命的记忆之墓。
新学院。到牛津客座的第一个留影，自拍。我手中举着照相机，计划记录牛津的学院日常。
我到牛津客座一学期，东道主是牛津赛德商学院，客居在年创立的新学院。年初，我回到母校复旦大学教书，心却难静下来。做了二十多年新闻，世界即时无定，事件永远在路上，生活无常，躁动是常态，性灵已板结坚硬的壳。在牛津的几个月，我重新放逐自我：读书、写作、泡图书馆、听音乐、散步、会友人、逛旧书店，随心而为。或是怀旧起了感应，深潜多年的记忆、故事时而浮出海面，引诱我把它们打捞上来，晒在太阳底下，最后串成此书。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敏感的隐秘处，有时自己都不知它的行踪，它在不可知的某一刻现身，惊吓或感动我们。它可以是故地、旧情别恋、童年、月台、旅途、一张发黄的旧照片、一纸家信、一本无封皮的书。个人意识与存在，无非都靠记忆。有记忆，你和你的世界就存在。国家也如此。
新学院小教堂。晚餐前，那儿有晚祷。去的学生不多，他们或将其视作中世纪神学院的余烬。我却享受它的合唱、管风琴、教堂的回声与安宁。
我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有个说法，这代中国人颇为不幸：生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贫困时期，被剥夺了童年，“文革”裹挟了我们的启蒙教育。不过我算幸运。年去英国那年，我26岁。之后的20年，我在遥远的西方远观中国渐渐展开的全球化（政策、行为、语言和心态），体验中国人重建国家认同，见证“中国制造”进入欧美中产家庭，实地报道“中国崛起”。书中诸多故事与细节，来自我多年实地采访、报道中国的原始记录。我很庆幸自己的记者生涯与这个特殊的“中国年代”偶合相遇。希望读者在触摸这些“碎片”的同时，能多少感知中国与世界的脉动与情绪。
上海外滩。一个城市，斑马线上的行为是文明和宜居的标志之一。
这是本有关文化的书。谈论文化有相当风险，这个词本身就可能让很多读者倒了胃口。文化的定义多如牛毛。在我的词典里，文化的真髓，一是思考方式，二是做事习惯。我在东西文化各走了一大圈，有所悟，有所得，也有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留学时，我的博士奖学金（中英友好奖学金）有三个来源：船王包玉刚先生、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留英在我身上留下了不同的文化印痕，让我对故土中国有了新的体认。我希望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爱丁堡。在时间面前，我们并不平等。唯一平等的，我们都是时间的仆人。
码了大半辈子字，越来越明白语言的局限、狭隘和操弄。语言是个笼子，自出生起，我们甘心自愿地钻进去，没有选择，以它为家园，当它的囚徒，有些语言诚实朴质，吸着地气。有些虚妄如空中楼阁，更有些美艳如朝花，内中却是败象。这么多年，我一直警惕和抗拒语言的作弄，结果还在这个笼子里挣扎。语言是不可抗力。我们活着，就是语言的动物，难以逃脱。但我们不甘心，总想创一些新词，说一些新话。
年轻时，总有日后觉得荒唐的事。荒唐是青春的元素。那天，我在草坪上看学生玩碰撞。青春的笨拙是这个游戏之趣。生命中充满无害的运动，BeingSilly，我们得以放松，变得纯粹。
浸润在难以挣脱的互联网空间，我深知“碎片”叙事的先天局限。我愿承受这个代价。日记、随笔的“碎片”记事，至少赐予我两样东西：开放的叙事，以及对日常琐细的包容。过去多年，中国的史书多充斥着宏大的表述，却常常与历史与记忆没有干系。我希望这个看来“碎片”的叙述，得以记录再普通不过的日常。本书中，除了很多已挂在墙上的历史伟人与我们为伴，你还会邂逅牛津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留学生、学者、管家、园丁。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都值得记录。若干年后，这部文字可能成为有趣的历史见证，一个有待挖掘的社会学样本。
伦敦，路过查令十字街。人行道上，女孩踩着滑板从远处过来。我放缓速度，她仍保持原速。我挡在她面前，抓拍她的反应。喜怒哀乐的表达，孩子最纯粹、自然。时不时，我们得回归童年。他们是成年人的老师。
近年中国出了不少纪实类的好书，有原创，也有译著。一大缺憾是，它们都没有索引。有的译著，原版有完整索引，但中文版却删除了。没有索引，给读者和研究者带来诸多不便，也不合国际规范。本书不是什么重要著作，但为阅读的便利，并对书中提及的人物表示尊重，特别编制了人名索引备查。
我是个纪实摄影者。大学读新闻，使我懂得现场是无可取代的，记者为真相记录而存在。本书中，每天日志几乎都配了我在牛津拍的黑白照片。拍黑白照片，是我的主观偏好，因为它赋予我对这个世界一种新的体验、一种源于陌生的美感。司空见惯的五色世界，当它降解到单色，反而让我们看见和体验更多，这是很奇妙的。我们似乎对世界变得越来越熟，是因为接近它的成本越来越低。互联网正把世界拉平，不仅是地理和空间上，而且我们认知、趣味的地平线正变得一览无余，甚至平庸。比起文字，摄影的视觉体验要自由、狡猾许多。我喜欢文字与影像合伙，这样，世界便更有肌理、更暗潮涌动、更像寓言。
伦敦桥恐怖袭击事件遇难者现场。记者为现场而存在。
年初，我刚抵达美国休斯敦开始寒假，即传来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消息，人口千万级的巨型城市武汉只得封城应对。万里之外，我立即自我隔离，提早取消了所有的春节聚餐。中国以举国之力控制住新冠疫情后，全世界近个国家先后出现疫情，有的关闭国门，航班全数停飞，地球村几近短路。隔离后，足不出户，天地当然小了许多。但隔离也放大了眼睛，刺激了五官。平时从不留意的日常器物突然长了灵性，有从未感受的新美。写作之余，我每天在家里寻找器物、光线、色彩、角度，留下了上千张照片，取名“隔离与放大”系列。
“隔离与放大”系列
写作和隔离都与孤独相伴，幸好家中花园有不少野生动物出没。窗外的湖里，有刚冬眠苏醒的鳄鱼、红龟，夜间总有鲇鱼扑通一声翻跳出水，水面上时有知更鸟掠过。湖对面的邻居有福分，每天有1米高的长脚白鹭飞抵湖边，静等猎物出现。前院，燕子相中了车库的屋檐，叽叽喳喳闹着筑窝。一开门，都是它们喜悦的叫声。这几个月，家里多了个常客，一只黑白猫，每天跑来要吃的，很快就自拿绿卡在家中过夜了。猫对人示好，一是在你腿边不断来回蹭，二是喉咙口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猫蹭你，是它在扩大地盘。蹭了你，你就是它的了。妻子认为猫蹭人示好或是与人共生的进化结果。猫一定会发现，蹭人后发生的事常常对它有利，比如主人开始抱它，给它好吃的，或放它出门。进化漫长，渐渐地这种条件反射就强化到它的意识和行为中，终成天性。如果猫蹭人，人没有反应或有恶感排斥，久而久之，这一习性是否也会渐渐退化?我们在伦敦生活时曾有只猫，跟它很像，叫Benny。现在它就是Benny了。
写作和隔离都与孤独相伴
休斯敦所处的得克萨斯州地处亚热带，多蜥蜴（Anoles），自家花园里至少就有六七种，分绿色、褐色。某日，一只绿蜥蜴自投罗网，跳进屋里。之后我又在花园捉到多只，与儿子Tommy合作，索性养起来观察，平均每天1小时，并作田野记录。人疲惫时，观察它们，成了疫情期间最快乐的事情。我发现，蜥蜴的习性、群体行为与人类同样有趣、出奇。它们的智商常让我跌破眼镜。观察蜥蜴数月，我对人性与自然有了更切近、平和的理解。作为地球上最有科学研究价值的爬行动物，蜥蜴是进化的活标本。我和Tommy将把几个月的观察记录、现场照片与视频整理出来，希望为孩子们写一本有关蜥蜴习性与大自然的小书，作为对他们疫情隔离的补偿。
蜥蜴的习性、群体行为与人类同样有趣、出奇
世纪之交，我曾陪老父亲坐皇家加勒比邮轮游欧洲诸国，从伦敦启航，经由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塔林（爱沙尼亚）、圣彼得堡、哥德堡，最后返回伦敦，全程11天。开航当天，挪威籍的船长有接风酒会。他说，这条邮轮上，游客加上船员，超过人，使用69个国家的护照，其中一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父亲知道说的是他，有些激动。回伦敦的前夜，船长向旅客道别。他说，“11天的旅程即将过去。虽然宗教不一，语言、生活习性、食物有异，我们在这条封闭的船上和睦相处，没有不愉快，没有冲突。如果我们的世界能变成这条邮轮，人类就有未来。”
年随“南极论坛”去南极。一天，我们坐冲锋舟上了纳克湾，随团的小提琴家朱丹拉了一曲马思聪先生的《思乡曲》，空中伴有冰裂的回响。几分钟后，一座高达上百米的冰川应声倒塌。
船长此番感言，有无诺亚方舟的暗示，我不知道。圣经创世记的这条大船因上帝的神明而建，逃脱一场足以使人类灭顶的洪灾，拯救人类和陆地生物。据说，诺亚方舟花了年才建成。后来，我拟就一条有些戏言的“邮轮规则”：世界上最棘手的双边或多边会谈，比如G8峰会，应一律在国际邮轮上举行：各国领袖们上船后，邮轮驶至公海，航行大洋上。在船上，他们无从躲避，必须就重大问题或冲突找到解决方案。最重要的规则是，无解决方案，则不准下船，继续漂泊下去直到理性的曙色出现。人类比我们想象的更具蛮荒之力，可将自己送上月球。但人类也比自己想象的脆弱，最神奇的传播技术恰恰诞生在沟通几乎失效的时代。世界的心智出了问题。人类正进入一个冲突的疫情期。方舟已在港口。
本文系《牛津笔记》自序
就在今晚8点
罗振宇与张力奋对谈《牛津笔记》
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