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伦敦东京被疏散的人口又回来了！（学员必读非独家）
***本文首发于UC大鱼号***
童大焕—年4月14日星期五
大城市越来越拥堵，雾霾越来越严重，房价越来越高；而中小城市越来越人烟稀少。解决的正确办法是什么？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大城市加高！加密！增加小户型！减少通勤距离和对汽车的依赖，让电梯战胜汽车，让城市向高空尽情舒展它伟岸的身姿！让人更自由地流动，通过人的自由流动达成人的发展均衡，对冲式解决资源配置的极化效应（马太效应）！就像我年出版的《世纪大迁徙—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城市化》一书中倡导的：高密度大城市化救中国。
但是，全世界99.99%的人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大城市病”是因为资源过于集中，因此必须采取尽可能的手段疏散资源，以求“均衡发展”。他们也知道集中有利于效率，有利于分工，有利于创新，但就是害怕集中。
害怕集中、主张分散的人们前仆后继、屡败屡战、百折不挠地想了很多疏散城市的办法，最著名的是英国伦敦和日本东京的做法。
伦敦在二战后制定过和当下中国一线城市一样的政策：限制增长，疏散发展，建设新城。但半个世纪后，伦敦的决策者却主动承认错误并重新制定战略：表示尊重市场和人的选择，回归伦敦市中心，甚至鼓励核心区域加密竖向紧凑发展。
年制定的大伦敦规划，一直沿用到本世纪初。当时的规划方案是在距伦敦中心半径约为48公里的范围内建设4个同心圈：第一圈是城市内环，第二圈是郊区圈，第三圈是环形绿化带，第四圈是乡村外环。年，英国制定“新城法”，计划在伦敦第三圈绿化带以外新建8个具有独立性的卫星城，与伦敦核心区相距30—60公里，出发点就是为了承载由伦敦市区疏散而来的部分人口及产业。但最后卫星城依然沦为“睡城”，完全无法承接伦敦人口和功能疏解，反而在通勤过程中增加了伦敦的交通压力。这跟北京和上海计划经济时代的卫星城和过去十多年的郊区新城实践一样，没有达到疏散功能的目的，反而增加了通勤距离，增加了拥堵和汽车尾气污染。
60年代中期，伦敦开始编制新的卫星城规划，利用三条主要对外快速交通干线，在交通干线远端，相距伦敦70-公里左右的米尔顿凯恩斯、南安普顿、朴次茅斯等地建设具有“反磁力”作用的新城，并最终初步实现了功能自立。
-年伦敦人口变化图，年达到顶峰，年市中心再增长
-年伦敦人口变化图看出，年伦敦人口达到顶峰，此后下降，看起来年制定的这个大伦敦规划和后来的“反磁力新城”被执行得非常好？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大伦敦规划》实际上是以失败告终。最关键的失败原因就是当时的规划者对大城市在新兴产业（金融、科技、娱乐、创意产业等）竞争环境中的人才集聚优势严重估计不足。从这张人口变化图也可以看出，在年达到峰值后，伦敦人口逐年下降，年前后又在市场力量主导下重新回归市中心。
年2月，大伦敦政府（GLA）颁布了新一轮规划——《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在服务业新兴产业为主的市场环境下，伦敦的决策者承认了之前的错误，度掉头，表示尊重市场和人们的选择，回归伦敦市中心，并鼓励核心区域加密竖向紧凑发展，毕竟第三产业已经占到英国GDP总量的80%。
伦敦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终点回到原点，重新回归市中心。日本东京同样用半个多世纪时间兜兜转转回到市中心！
“打破一个中心模式，建立多中心的分散结构，并不是我们的发明，从老牌的伦敦到后起的东京为此已经努力了近百年，遗憾的是至今仍然是一个强大的中心结构。大伦敦地区除了主城以外，几乎都是小镇，并没有出现能够与主城抗衡的的百万级次级城市。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伦敦，发达的金融业是其支柱产业，近些年发展起来的新的金融商务中心道克兰距离老金融城4.4KM，距伦敦塔桥只有3.7KM。伦敦的高端服务业，包括文化创意产业继续在主城聚集。巴黎的情况也是如此，新的商务区德方斯并没有离开主城区，距离埃菲尔铁塔不足4KM。纽约就更是如此，一极集中于曼哈顿。再来回顾一下东京都市圈的奋斗历程。战后五次国土开发综合规划以及五次首都圈规划都坚持均衡发展的思想，以改变东京一极集中作为最重要目标之一，从50、60年代开始重点发展新城，到70、80年代开始重点发展周边的业务核心城市，力图打破城市高端服务功能在东京市区的一极集中。这种努力虽然坚持了50多年，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也提供了足够的支持但是远远没有达到规划预期效果，东京的一极集中问题依然如故，且十分突出。著名的多摩新城只是人口15万人的睡城，著名的筑波虽有世界博览会的拉动作用至今也仅有20万人。”（李伟《借鉴世界城市经验论北京都市圈空间发展格局》，始发于年，-10-11乐道潜思转载）
日本东京都市圈在战后规划的疏散与均衡发展战略，包括多摩、筑波等郊区新城，以及一都三县的城市构架，初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市中心。
-东京一都三县人口增长率曲线（单位：%）
数据来源：日本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