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特连科指挥伦敦爱乐。（王小京/摄）
文
王纪宴
瓦西里·佩特连科与伦敦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中国巡演，从元旦前夕的广州到新年的深圳以及之后的上海，在密集的日程中一路向北，在新年第一个星期的5日和6日于国家大剧院演出，由于乐团和指挥家的知名度而在众多新年音乐会中格外引人瞩目。音乐会的曲目，并非很多人心目中典型的新年音乐会式欢快乐曲集锦，而是序曲、协奏曲和大部头大轴作品的常规音乐会格局。
这样的曲目安排无可厚非，因为，虽然，以知名度最高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为代表的无数新年音乐会均选择更为轻松的风格，但就在维也纳，也有风格迥然相异的另一种风格——维也纳交响乐团在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代表了另一种更为严肃的传统，即在新年到来时演出宏伟的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不过，佩特连科与伦敦爱乐乐团5日晚的第一场音乐会开场曲还是充分考虑到了新年音乐会的欢快祥和气氛，选择了柏辽兹的喜歌剧《比阿特丽丝和本尼迪克》序曲。序曲不乏轻松气氛，典型的柏辽兹旋律和配器色彩贯穿始终。
之后的埃尔加《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也不是容易产生“效果”的作品。即使在以协奏曲传统的回旋曲式写成的末乐章中，在主题活跃的外表之下仍时时透出埃尔加式的或者说英国式的惆怅之情。这样的音乐需要的是演奏者尤其是大提琴独奏的“内功”。大提琴家安德烈亚斯·布兰泰利德在他手中的年斯特拉迪瓦里名琴上奏出的琴音不属于罗斯特罗波维奇或王健的响亮雄浑风格，但有着更具时代气感的清晰气息，尽管其中的抒情色彩常常不那么浓郁，但透出另一种感人情怀，尤其是在柔板的悲歌乐章中。布兰泰利德返场加演的巴赫《G大调第一大提琴无伴奏组曲》（BWV）的第一首《前奏曲》有着某种可以称之为“后现代”风格的“解构”手法：一开始，那些盘桓缠绕的旋律线有着机械般的枯燥感，让听者虽觉无味，但随着音乐的进行，宏伟的境界渐次呈现，越来越引人入胜。这种由平淡走向神奇的奇妙路径成为巴赫音乐的一种独特而感人的阐释。
下半场的曲目是过去一年间北京的音乐会舞台上演奏得相当频繁的作品——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舍赫拉查达》。这部在交响音乐作品中最具绘画性的名作，是人类以音符描摹大海的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第一乐章的副部主题——那个由木管乐器重奏的波光粼粼的奇妙旋律——是真正的神来之笔。伦敦爱乐乐团的首席们展现了这个世界知名乐团的出色水准，从有着大段独奏的乐团首席、小提琴家彼得·朔曼，到大提琴和木管四声部首席，均有着精湛表现，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晚的《舍赫拉查达》缺少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捷米尔卡诺夫与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和奈泽-塞甘与费城管弦乐团所具有的那种澎湃力量和充沛激情，其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在乐团而非指挥，因为，在年10月，瓦西里·佩特连科与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对拉赫玛尼诺夫《交响舞曲》的演绎，充满不可遏制的节奏动力以及拉赫玛尼诺夫晚期作品特有的阴郁严峻之美，有力地印证了《星期日泰晤士报》对佩特连科与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的评价——“有些非常特殊的事正在利物浦发生。”同样是那位瘦削修长、帅气阳光的大男孩般的年轻指挥家，在客座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时，“非常特殊的事”却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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