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接送机引导员小张的家没了。
大兴火灾后，北京市下了死命令，用最快的速度整治群租房、隔断房。
小张租住的小区，是被清理的对象。所有人必须一天之内搬出现在的住处。和她同一时间上班的四个姑娘，家里的东西被扔出来贴了封条，姑娘们手足无措，找房东协商，看能不能让房东帮忙问问警察，至少把行李取出来。
“警察说不行，撕封条是违法的。”
小张没有住处，投靠了男友。
同一小区的另一个房东，坐地起价，把三室一厅一卫的租金涨了两千。
七千五。姑娘们绝望了。她们租不起。
“只能回老家。”
小张说话声音很小。她谨慎，低声地嘟囔，“我觉得这样有点过分了。”
她手机里有新的群消息，点开是几段视频。她也不避讳我，就两个人一起看。被拦在小区外的人们，在大冷天里，跺脚，搓手。
“真的很抱歉让您久等了，今天我们这里本来应该11个人上班的，您快上车，天太冷了。”
“谢谢你，上夜班辛苦了。”我一边道谢，一遍钻进车里。
“哎呀不用谢，你用滴滴还说什么谢谢。”
首都机场T3国内到达C口到停车场，需要走五分钟。这五分钟里的对话里，小张全程六神无主。
那几天，同事们回到家后，我们心照不宣地做了同一个行为——敲了敲所租房子的墙，然后不约而同地彼此确认，“你家是被隔断的吗？”“你家安全吗？”
毕竟，网上流传出部分小区“一刀切”的处理方式，让很多付了不菲租金的白领，也因为租住了带隔断的房子，被迫在一夜之内搬“家”。
这场让全北京外地人冒出冷汗的清理运动，残酷，但不孤立。它是城市的管理者因为外来人口增多而显现出的失措。
中国青年报登过一篇文章，讲述当年英国伦敦为了管制外来人口发生的事情。
16世纪，英国伦敦首都外来人口膨胀，人声鼎沸，拥挤不堪，城墙牢固的中世纪小城变成了富贾和流氓共存的地方。伊丽之莎白一世曾决心进行严控，她接连颁布谕令，试图限制人口激增的态势。
在之后的两百年间，控制人口、限制新建住房的御令每隔一阵都会更新。
严格控制房屋建造的数量和规模，所产生的后果也不轻松：由于供给减少，导致房价高涨，很多人不得不居住在大量的低劣建筑中。
一些商家开始在禁止新建的区域内建造临时住房，租售给外来人口。由于这些住房从建造开始就属违法，商家为了减少损失，尽量使用劣质材料，被发现了就拆除——反正在庞大的需求下，房租水涨船高，带来的收益完全可以抵掉政府的罚款。
贫民窟大小事故不断，火灾频仍，甚至变成了瘟疫的发源地。
但似乎并没有哪一道命令真正起效。
伦敦人口的增长速度，仍然居高不下。只要机会还在城市，“外来人口”是驱赶不掉的。多年的挣扎与限制后，伦敦人口仍然保持着百万级的增长，直到英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停止。
不得不承认，驱逐外来人口的做法，是城市的管理者为了自卫，在扩张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残酷景象。鼓励勤劳而城市的家庭，认可追求幸福的努力，这样的价值观，在如今的伦敦已被普遍接受；但是在每一个城市的幼年时期，人们的包容和善意，通常会被狂躁、暴戾、急于求成的体制和价值观冲散——管理人会选择性忽视城市是个不断演进和迭代的有机体这个事实，认为人与环境美好干净、整齐划一，可以通过强制性清理达到（又或者，同样焦急的他们别无他法）。
毫无疑问，今日伦敦，已经突破了这样狭窄的认知。到年，伦敦光市区就有将近万人，来自37个不同的种族，每个种族的人口都已过万，其中44%的人不是白人。
城市的崛起不会完全“干净”，不同寻常的繁华必然伴随杂乱不堪。四面八方的供应，层出不穷的商机，活跃而前卫的创新，这些都是形形色色的外来人口带来的。
相信城市，意味着相信机会；年轻人选择去往大城市，意味着相信“奋斗带来回报”的价值观。
我至今仍然怀念刚工作时租住的那个房子。
那是东五环的一个商用小区，房型简洁，装修统一，托工作前辈的福，我得以以较低的租金和她合租一套大约50平米的复式公寓。小区楼下是一溜外来人口开的小商铺，你可以想象，那是沙县小吃，麻辣烫，羊肉串，凉皮米粉店的聚集地。
工作很忙。走出地铁的时候，会经过这些商铺。冬天的夜晚，白气缭绕，人声喧哗，收了工的食客坐在塑料桌前，埋头在酸辣粉的热乎劲里，蒸汽遮住了脸，油炸物的香味四散。
那几乎是我这些年以来最开心的一年。
楼下有热气腾腾的外卖，楼上是我们温馨的家。我清晨很早起床，赶一个多小时的地铁；深夜下班，带着完成一天任务的满足感。工作和生活里不懂的地方，我可以随时请教作为前辈的室友，写字台前留下的是忙季熬夜的身影，厨房里弥漫着周末烹饪以及伙伴聚会的快意。
朋友，没有什么事，是不能用一顿烧烤解决的。如果一顿不行，那就两顿。——草根人民创造不出指数级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但他们……他们身上，承载着最质朴也最乐观的信仰，“做人总要信嘛”。
草根人民害怕的，不是寒冷，不是低薪，不是住在贫民窟。
而是被用强制的手段告知“你不可能”。这意味着，他们心中奉为“灯塔”的城市只是海市蜃楼，并不会真正承载，也不愿意承载他们的梦想。
我能理解，为了城市的安全，强制性肃清所谓的DW人口，虽不合情，但合法合理。这只怕会有一种危险，那就是，高压下造就的价值观崩塌，会带来承受者行为上的失控。被驱赶的人们，不再相信世界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这其中的一部分，会从城市的动力，恶化为城市的囊肿。
高压持续，囊肿就会被挤破、流脓、溃烂——这几乎是必然的。
总有一类人，在反复求认可而不得的过程中，心态走向疯狂，从一腔热血转向心怀仇恨，认为是城市和社会辜负了那个曾经天真的自己。他们会从城市的拥护者，转向彻底的破坏者。
要解除这样的危险，别无他法，除非历经洗礼后的城市，能重新认可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阶层。
“当被问及有那么多穷人和流浪汉的伦敦如何能成为一座胜利的城市时，只能说，他们从来都是伦敦历史的一部分。”英国传记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在年的著作《伦敦传》中写道，“也许，他们也是其胜利的一部分。”
学者们写到，根据英国《年住所法》和《年无家可归者法》的规定，对面临无家可归的局面的家庭，政府必须无偿提供援助或建议。
年，一如既往浮躁、充满活力、热爱酒精和打群架的伦敦，又一次爆发了排外骚乱，白人暴民冲进诺丁山地区，带着牛奶瓶、汽油和沙子要去“把黑鬼烧出来”。
后来在法庭上，这群暴民被法官评价说，“你们的行为，把时钟倒退了年”。
伦敦终于不再是当年的伦敦，那么我们呢？
崛起，扩张，抵抗。
厮杀，疗伤，融合。
时间的速度无法奢求。现在，恐怕只能通过个体逐渐变强，逐渐抽离，才能在城市渐生毒瘤，踉跄前进的过程中，去挣扎保全内心的荣光。
而这荣光，也曾经是城市带来的。
不是草根人民错了。是这时代还不足够好，是城市还没有长大。我热切期盼着有一天，会有人把这些故事，写进这座城市的历史，告诉那些离开的人，“你们，也是这胜利的一部分。”
大白
年12月4日面白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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