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语文学习，阅读和写作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每年高考作文分值一般是60分，现代文阅读40分，两项约占70﹪，成为高考语文最重要的部分。那么，如何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呢？《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样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可见，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只有多读、多写，才有可能读透、写好。因此，如何在课本之外进行有效阅读，并通过有效阅读指导写作，成为我们广大学子最关心的问题。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大家接触到各类文学作品的机会大幅度提高，阅读的成本也大幅度降低，而另一方面，如何在繁杂多样的文学作品中筛选出经典、优秀的、历久弥新的作品，节约搜索时间、提高阅读效率，成为一个难题。为此三山语文从今天开始，利用寒假时间，精心选择一些名家经典，推送给大家阅读、思考，同时开展写作指导训练，这也是为了适应目前新的课程标准，特别是应对阅读任务群的新要求，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寒假来了‖这份成长阅读书单请收好广而告之‖三山语文和你一起寒假阅读
打卡第01天‖陈忠实散文
打卡第02天‖赫尔曼?黑塞散文
打卡第03天‖朱成玉散文
打卡第04天‖贾平凹散文
打卡第05天‖林贤治散文
打卡第06天‖简媜散文
打卡第07天‖李汉荣散文
打卡第08天‖王开岭散文
打卡第09天‖新疆李娟散文
打卡第10天‖陕西李娟散文
打卡第12天‖潘纤云散文
江少宾，安徽枞阳人，散文作品常见于《人民文学》《散文》《天涯》等核心文学期刊，获得过人民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老舍文学奖、西部文学奖等，作品被评论界誉为葆有“底层立场、生命意识和悲悯情怀”。著有散文集《爱着你的苦难》《打开的疼痛》《无处安放的乡愁》《谁在深夜祈祷》等多部。最新散文集《回不去的故乡》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以乡情和乡愁为主旨，既是一部故乡回望录，又是一部乡村在现代化文明进程中的忧思录，更可贵的，还是作家对世道、人心和人性的深度挖掘，对世道、人心和人性的幽微理解，从而使得整部作品更真实，更全息，也更人性化。
旧书店江少宾记不清准确的时间了。那段时间，吃过午饭，我时常要下楼转一转。最常去的地方，是一家逼仄的旧书店。不远，步行八九分钟的样子，向右一转身，就有一排排的书映入眼帘。左手是一家琳琅满目的商行，右手是一家中等规模的香薰SPA。旧书店的门面，挤在正中间。它的逼仄是相宜的，像个小家碧玉，寻常的日子，便该是素面朝天，浓艳了反倒让人生疑。第一次，它的素净让我停下了脚步，左右两侧是两排高高的旧书架，中间，是一长溜看相尚好的书。一步步地挪过去，安妮宝贝、韩寒、村上春树、金庸、安意如……无非是一些时下流行的书籍，有些书不用看，就知道是盗版的。就在我准备抽身出门的时候，在一个不打眼的角落里，我忽然瞥见了一册《达利》。封面崭新，书页精美，厚厚的一大本，标价却只有5元。而在《达利》的旁边，还安静地站着一本《梵·高传》，标价也是5元。它们显然寂寞得太久，一些灰尘，已经钻进了书页之间。书店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女人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抽烟。是一个有些落寞的女人，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一副大大的金边眼镜，几乎遮住了她的半张脸。地上，是一撮零乱的烟灰和一堆更加零乱的白色的烟蒂。她似乎不爱说话，自始至终，她也没有站起来向我推荐。结账的时候，她也一直低着头，长长的女士烟夹在指间，袅绕着一丝淡淡的香气。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本祝勇的书：《旧宫殿》。我指了指《旧宫殿》，问她：这里是否有卖的？她终于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嘴角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这个看《旧宫殿》的女老板引起了我的好奇。大约是两个星期之后，我第二次踱进了这家旧书店。正是“五一”长假，旧书店里又只有我一个顾客。一切都还是两个星期前的样子，书架上的书，似乎也没有被大量销售的痕迹。那个喜欢抽烟的女人还是没有主动和我搭话，她只是站了起来，微笑着，指了指书架上的一个位置。正是在“达利”和“梵·高”曾经呆过的那个不打眼的角落，摆着一本《凤凰·草鞋下的故乡》，旁边，是祝勇的另一本书《西藏，远方的上方》和车前子的《中国后花园》。她对我似乎有了充分的了解，而且，她的微笑也是笃定了，我会满意她的推荐。我不能不在心里暗暗地承认，事实的确如此。我诧异地回头看了看她，她已经折身回了原来的位置。但她并不再看我，而是在抽烟，心事重重的样子。喜欢抽烟的女人并不少见，然而她的烟瘾实在大得离谱，刚扔了一只烟蒂，这会又接上了一枝。她的桌子上，这次摆的是《悲悯大地》。渐渐的我便发现，每一次她看的书，她自己开的书店里都没有卖的，而她推荐给我的，全部盖着科教书店的印章，但价格却非常便宜。最贵的一本书，她只要了我十元，而那本书真正的售价，两倍都不止。这些小小的便宜让我对她心生感激，甚至不止一次地暗示过她，她没必要这么做，该买的书我还是会买的。但下一回，我还是会直奔那个角落，那个角落像埋藏着一个不能说穿的秘密，总能带给我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淡淡地交往着，有书可读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那些我大多也喜欢的书，她看过了，便摆在那个角落里。我从来没有说破过这一点，我们之间，仿佛，也渐渐地形成了一种默契。有三次吧，她推荐的书我其实已经从网上买过，或者，并不十分感兴趣，但，付钱的时候，我还是显得格外惊喜。有段日子，因为种种琐事，我一直没空读书，也抽不出时间去书店，直到终于忙完了，已经到了旧历的年底。再次去旧书店的时候，店面已然装饰一新，耀眼的灯光，映着一张脂粉堆积的脸。她，已经不在了，一个矮而胖的女人，稳如泰山地坐在桌子后面。在“达利”和“梵·高”呆过的那个角落，埋藏着秘密的那个角落，站着盗版的于丹和易中天。我疑惑地掉转过身子，又探头看了看门面。上面是一张鲜红的喷绘：新知书店。女人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介绍道，买本看看吧，畅销书，刚进的。我看了看她，好半天才失望地说，我对畅销书没什么兴趣。她看了看书架，又看了看我，仰着一张无辜的莫名其妙的脸。打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进过那家旧书店。但每次路过，我都会探头瞄上一两眼。我是希望能再见她一面，我是希望能亲口向她表示一下谢意。如果有可能，我还想奉劝她，别抽那么多的烟。那家旧书店，我先后去过数十次，她看过的书，间接“赠送”给我的也已接近百册。案头，依然有一本未及读完的《中国美术史》。但在这一刻，我竟想不起旧书店当初的名字。甚至，除了一副金边眼镜和一张时常落寞的脸，我也很难再形容那个抽烟的女人，她的身高，以及她确切的样子。然而就在今晨，我猛然间发现，在《中国美术史》并不特殊的某一页，有一道铅笔的深深的画痕，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狗日的张西亮，你怎么还不死？？”最后一个问号，力透纸背，而且，穿透了两页。这是她的字吗？我想，应该是。披衣下床，从书架上抽出其他的书，在《中国后花园》，我终于再次发现了“张西亮”这个名字。我嘘出一口长气，像是解开了一道久久未能破译的谜。在嘹亮的晨光里合上书卷，我仿佛又看见了她，孤单地坐在桌子后面，黯然的神情，以及抽烟时落寞的样子。棉瓦房江少宾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寄居在城郊的一家工厂。宿舍阴暗、潮湿而低矮，面积只有十五六个平方。两幢陈年的建筑形成一条逼仄的巷弄（像南方的“亲嘴楼”），蛰伏在工厂的深处，连接着十几户人家。前后两排，外观几乎一样——破败的外墙爬满青苔，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石棉瓦，隐约可见天光。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确切地描述它的方位，沉醉的夜晚，我不止一次地在巷弄里迷失了方向。巷弄的尽头是一间开水房，夏天，傍晚的时候，时常会出现排队打水的壮观景象。逼仄的开水房里，常年守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一张宽阔的脸，常年呈现出刚刚走出蒸笼的模样。她的嗓门大得出奇，午休的时候，我时常在她的嗓音中惊醒，侧耳一听，却并不是在和人吵架，更多的时候，是在向人推荐她家的二姑娘。她就向我推荐过两次，第一次是一天夜里，她亲自带着二姑娘敲开我的房门，问过我的工作与具体收入，还耐心地询问我的双亲及其健康状况。屋里只有两张凳子，我只好傻傻地站着，在她的盘问里汗如雨下。如果她们带上了纸和笔，那一定和录口供没什么两样。她家的二姑娘成熟得太早，乍一看脸，她们俩像是一对孪生姐妹；仔细看看身材，还是非常相像。姑娘很听话呢，她不无骄傲地说，高中读了一年之后，还是听话地回头上了技校，技校毕业之后，便顺理成章地进了这家工厂。她自己，原来应该是在整装车间，在轰鸣的整装车间里，喜爱说话的人，久了，嗓门都会变得非常大。第二次是她一个人，记不清我们当时到底都说了些什么，但后来，她刚刚走出蒸笼的脸显得非常失望。我已经记不确了，隐约，她是不满意我所从事的文字工作，但现在想来，应该是与我事后漠然的态度有关（她曾留过女儿的联系方式，但我一次也没打）。她家的二姑娘，后来，终于嫁给了本厂的一名销售员，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呢，又是个独生子，果然比我强。六年之后，我去这家工厂采写报告文学，才听说他们的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女儿冲破世俗的藩篱，爱上了一个半百年纪的副厂长，一时间传为佳话。还是说棉瓦房。与开水房毗邻的是职工澡堂，锅炉盛大的热汽，阴云一样遮天蔽日，在石棉瓦上四处弥漫，加剧了棉瓦房的潮湿与阴暗。邻居们为此多次提过合理化建议（那几年，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合理化”），但居住在这里的职工要么人微言轻，要么是已经懂得，有一些建议注定不被采纳。一些拖家带口的职工只好把房子廉价租出去，或者，想方设法地求人，重新争取一套住房。只有那些毫无办法的职工，才长年累月地卧在这里，像一股长途奔袭的暗流，到这里也就想歇息了，再也不想掀起一丝波浪。比如左邻，住着一个年过花甲的退休老人；右舍，住着一对母女俩。我在这里住了三年，老人的腰就弯了三年：第一年，老人的腰大约还佝偻成度；第二年，就成了；第三年，就已经接近于90了。可见人一旦老迈，地球的引力就再也无法抵抗。老人很少抬头看人，也很少主动和人搭话，走路的时候，步子总是急急的，像地上躺着什么宝贝，等着他去发现。老人的确时常会有些收获，比如一枚硬币，或者一张食堂里的饭票，金额都不大。想再大，也难。每次拣到什么，老人总要喊我们出来看，看的人一多，老人就拼命地昂起脸，那只泄了气的苍白的皮球，也只有在这时候，才散发出兴奋的红光。渐渐的，老人拣钱的频率简直高得不像话，天上像是在掉钱，让左邻右舍都养成了低头走路的习惯。有一次，老人拣到一枚硬币，“菊花”中间有个小孔；第三天，老人又拣到一枚硬币，“菊花”中间仍有个小孔。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面是疑惑，一面是惊讶。在围观的人群里，每次都有那对母女俩。母亲是个寻常的中年妇女，像个小媳妇，低眉，拢手，言语都是轻的。女儿只在十二三岁，黑而且瘦，胸脯扁平，看上去有些营养不良。一号门里的主妇似乎一直无所事事，又是个“大嘴巴”，最大的爱好就是散布小道消息，且往往言之凿凿，仿佛每件事情她都恰好在场。据她讲，丫头是个私生子，和她私通的那个男人是个车间主任，“能量大得可怕”。我有些疑惑，一个车间主任能有多大的能量？她自己，原先只不过是个扫地的罢了，后来因为孩子，男人便安排她进了车间。干嘛？她还能干嘛？只管拿钱就是了。“大嘴巴”的神情透出对我的莫大的信任，似乎，这个天大的秘密，她只告诉了我一个人。棉瓦房泥土斑驳的墙壁，一点也不隔音。早起的时候，我总是能听见她读书的声音，洗碗的声音，做早饭的声音。偶尔，还能听见母亲在大声地诅咒，子弹似的呼啸而出，恶毒而难听。这时候的她，再不是白天里的那个小媳妇，仿佛变了个人。这时候，我时常想起“大嘴巴”说过的那个秘密，心里久久无法平静。具体的时间已经记不确了。总是在深夜，母亲的抽噎宛如天边隐隐的雷声，压抑而低沉。女儿始终没有出声，也许是睡过去了，也许是她根本就不能够懂得，究竟该如何安慰自己的母亲。在那三年的漫长记忆里，母女俩似乎一直没有好好地沟通过，紧闭的房门后面，她们的夜生活就是一段默片，无法揣测，也无人看见。周末的黄昏，或难以安眠的深夜，我时常出门散步。穿过一条短促的小街，就是车流如织的二环路，往北，是喧嚣的城市；往南，是一个名叫南湾的城中村。村庄在城市豪迈的步伐里已经不存在了，成了一座等待铲平的空村。虽然蓊郁的田园早已日渐荒芜，然而，黄昏或深夜的田园里，总是徜徉着一对对情侣，徘徊着一个个行迹可疑的南湾的女人。有一年，报上时常有关于“南湾”的百字新闻，一些无地可种无业可就的女人只好发掘自己的另一片土地，毕竟，对于有些人来说，生活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离开棉瓦房的那年春天，我照了一张相片。相片上的我坐在田埂边上，四周茅草葳蕤，点缀着夕阳的万道金光——背景真是美啊，只是，我瘦削的脸一片模糊，茫然不知去向。暧暧远人村江少宾天黑了下来，一团团乌云在山脊上翻滚。凉飕飕的秋风扑进阴翳的山谷，裹挟着氤氲的雨意。我不止一次经历过皖南山区的秋雨，铺天盖地，像一个吹口哨的少年，来的急，去的也快，一盏茶的功夫，便从这座山头赶到另一座山头。山头与山头之间的逼仄盆地，星散着一座座人迹罕至的古村落。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经常一个人，徒步探访那些古村落，但这一次，我几乎没有准备，甚至没有带一把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是继续进山，还是趁早回头呢？进退维谷间，只见一辆拖拉机冒着黑烟，突突突，一蹦一跳地，朝我开了过来，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乡握着方向盘，猛然间看见我，一脸狐疑。我喜出望外，急忙迎上前，老乡警惕地盯着我，直到确信我并无恶意，才跳下拖拉机，露出一口白牙，不相信地说，“你一个人啊？胆子不小哦。山里面还是山，一点都不好耍……”我递过去一根烟，“山里面还是山，你这话很有禅意啊！”他接过烟，将过滤嘴在大拇指的指甲上用力戳了戳，麻利地点上火，饱吸一大口，笑容舒展开来，眼角的皱褶像一把打开的折扇，“快下雨了。山路不好走，后面也颠得很喔……”这是愿意带我了，我感激地握着老乡的手，纵身跃上拖拉机。突突突，拖拉机又蹦蹦跳跳了起来，像一只钢铁铸成的袋鼠。崎岖的山路年久失修，裸露着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石头，像一条干涸的灰白色的河床，铺陈于山谷，蜿蜒于山腰。拖拉机的箱体已经颠坏了，底板上的铁皮山路一样凸凹，纵横交错着五六道手指粗的裂缝。我小心翼翼地坐在箱体边沿，一面张望着绵延不绝的山路，一面心不在焉地和老乡攀谈。“我姓程，程咬金的程。坳里都姓程，他们都叫我大老程。”大老程算是土著了，自祖父那一辈起就住在这片山坳里，几代人了，一直没有搬下山去。这些年，年轻人陆陆续续搬走了，大老程的两个儿子也在五十里外的集镇上置了房子，老大开了一爿早点铺，老小修摩托、卖百货，日子过得很红火。两个儿子家里都好住，但他不愿意下山，夫妇俩就守着一幢空荡荡的老房子，种着两亩薄田，和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一起，和大山深处鬼火一样明灭的煤油灯一起，慢慢衰老。“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我们不干涉。人啊，也就几十年好活，怎么活，魂都不能丢。我讲你懂啵……”我自然是懂的，却不好接话，横亘在我们之间的，不止是代沟。“山里，苦吧？”我原本想说“寂寞”，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沉默了片刻，嗓门忽然大起来，“苦什么？不苦的。住习惯了，哪里都一样。楼房我住不稳，人风飘飘的。我不讲假话……”大老程很健谈，也许他是在山里住久了，没有人交流，而我，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听众而已。山里不缺米，不缺柴，也不缺素菜，缺日用品。因此每隔十天半个月，他总要下一次山，帮邻居们办采购，顺便去看看两个儿子。我俯身看去，箱体里果然四散着一堆五颜六色的塑料桶和塑料袋，塑料袋里分类装着一些零散的物件，香烟、肥皂、食盐、红糖、牙刷和牙膏，等等；几个大塑料桶里，分别装着菜籽油、老陈醋和高粱酒。“坐好咯！”话音刚落，峰回路转，拖拉机甩了一个很大的急弯，天地间豁然开朗，层层叠叠的群山迎面扑来。短暂的欣喜之后，我惊愕不已，身侧竟是几丈深的悬崖，拖拉机走的已经不是什么山路了，而是山腰上的一条白练。大自然的鬼斧劈掉了半边山坳，残存的山路挂在绝壁上，像一个不服输的人，和风雨对抗，和时间赛跑。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生命越卑微，意志越顽强。我提心吊胆地盯着大老程，双手抓紧拖拉机，狂乱的心脏敲起激越的鼓点。拖拉机慢了下来。空山无人，左边依旧是悬崖，右边依旧是峭壁。稀稀疏疏的竹栏杆形同虚设，大部分已经断掉了。大约四十分钟过去（或许没有那么长），一言不发的大老程忽然停下拖拉机，贴着峭壁蹲下来，从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两根压瘪了的香烟。他看出我的胆怯，一边点烟一边憨笑，说，“我开好几年了，摸黑都开过。你坐稳就是了，没事的。”我已经说不出话来，手脚僵硬，后背透湿，只好小心翼翼地，扶着峭壁，慢慢挪下拖拉机。扶住峭壁我才发现，峭壁上怒放着一丛丛蛋黄色的、乳白色的野菊花，香气清洌。我贪婪地饱吸着山泉般清洌的香气，顿时心旷神怡。大老程停车的地方无遮无挡，周遭一览无遗，纵目望去，一座座白墙黛瓦的老房子，散落在对面的山坳里，绿树扶摇，炊烟缥缈；远处的山峦跌宕起伏，如一匹脱缰的奔向远方的野马。远方究竟有多远？我不知道。我一次次远足，大地永无尽头。天忽然亮了几分，一抬头，穹顶露出一个豁口，圆圆的，像一口古井。豆大的雨点劈面砸下来，周遭漫起一股土腥气。大老程立即扔掉烟头，突突突，拖拉机向对面的山坳盘旋而去。雨，密密集集地下着，我俩无遮无挡，浑身上下很快就湿透了。那一段开了多久呢？我没有印象了，寒意占了上风，也仿佛没有了恐惧。等我感觉拖拉机差不多快要散架时，大老程说，到了。是一幢外墙斑驳的徽派老建筑，左右两扇花窗都是精微的木雕，上下嵌着两大块砖雕。地基很高，拾级而上，门槛石两边遍布青苔，檐下的雨帘后面，站着一个惶惑的中年妇女，青铜色的脸上浮着一抹恬静的浅笑，像一枚陈年的核桃。大老程走在前面，说着方言，妇女没有接话，只是看了我一眼，又垂下眼帘，朝我弯了弯腰。七八个乡亲围了上来，有人穿着雨靴，有人拖着凉鞋，还有人踩着我幼年时踏过的木屐。令我讶异的是，乡亲们的脸上都挂着宠辱不惊的笑容，那种从容与淡定，此后我再也没有遇见过。皖南山区的天，黑得很快，大老程将我安顿在小儿子住过的偏房里，并再三嘱咐我晚上不要出门。七点钟过后，夫妇俩就睡了，我站在窗前，隐约可见灰白色的山路从雨雾里浮出来，像系在草绿色的裙裾上的一条窄腰带。雨下了半宿，除了雨声，周遭太静了，最后，连雨声都是静的，一滴，两滴，三滴……我恍如置身一口大池塘，一滴雨声过后，水面上荡起一圈涟漪。一滴雨声，又一滴雨声，雨声和雨声之间，是长夜般深邃的岑寂。这悠远的雨声让我心神恍惚，我感觉自己成了一枚草叶，飘然入梦。雨声什么时候住了，耳畔响着此起彼伏的雄鸡报晓声。我半寐半醒地躺在床上，不见天光，屋顶上的亮瓦还是暗的。夫妇俩已经起来了，房间有了烟火的气息，洗漱声，咳嗽声，拾掇柴火的声音，以及柴火的突然炸裂声。我躺在床上，仿佛回到了童年。童年那些与世无争的早晨太安逸了，外面的世界，忙碌在我的世界外面。赖到不得不起床的时候，天已经晴了。绿叶清亮，烟岚在山巅盘绕。大老程拎了根棍子，陪我在村子里转悠，说是村子，其实就是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蜿蜒着，串起十一栋老房子。路边，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潺潺流过，卵石中间，还蹦达着几只近乎透明的石虾子。小溪的源头在半山腰，泉水汩汩汩，从岩石缝里蹿出来，形成一条瀑布似的山涧，“水很甜。夏天透心凉，就是冰水。”大老程年轻时上去过，如今已经没有办法上山了。路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没有人知道，路是在枫香、麻栎、油松、朴树、栗树、黄檀、荆棘和山石间消失的。如今，大家也不敢贸然进山，山里毒蛇多，五步蛇，断尾蝮（大老程叫“土球子”），也有竹叶青和眼镜蛇。打大老程记事起，至少有八个砍柴人被蛇咬死了，大老程的父亲是其中之一——人还没下山神智就昏迷了，揪着草皮抽搐，被蛇咬伤的手指肿成了茄子，伤口周围隆起一个黄豆大的血泡。两个小时不到，人就走了……那个盛夏的午后是大老程最痛心的记忆，二十年后重提，他依旧红着眼圈，摇头叹息。菊花。栀子花。梨树。桃树。垂丝海棠。木芙蓉。花团锦簇。一蓬蓬蔷薇热热闹闹地翻过墙头，一团墨绿，浓得化不开。仔细看，山墙上还蹲着一只鸡，懒洋洋的，左顾右盼。一条黑狗卧在墙脚，大吼一声，突然弹起来，看到大老程，又箭一样射过去。家家户户门前都有木槿，一人多高，像整装待发的士兵。家家户户地基都很高，大门洞开，大老程朝屋里打着招呼，一路散着“红塔山”烟。皖南山区的方言太难懂了，他们之间的交谈语速很快，像枝头叽叽喳喳的鸟语。我再次看到那些素净的笑容，从黑黝黝的户牖里，皮影一样闪出来。有老人，刚起床的样子，面目模糊，裸着上半身；也有乱蓬蓬的妇女，跑出来，接过烟，却不看大老程，旋即转身离去。每下一次山，大老程都能揣回一两包软盒装的“红塔山”烟，当时这是好烟了，一包七块钱。“儿子给的，他们都抽这个烟。抽这么好干嘛？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我没有接话，他的口气听上去像是炫耀，又像是埋怨。小路尽头的山坡上是一片低矮的茶园，茶园四周，围着一大片茂盛的向日葵。阳光从对面的山脊上瀑布一样泄过来，葵林一片金黄，亮得耀眼。没有风，丛林深处不时爆出一两粒鸟鸣，山坳里，回声清越。时间仿佛停滞了，大山岑寂，静得能听到草叶的呼吸，能听到流云拂过树梢。我出神地看着洗刷一新的白墙黛瓦，屋顶上炊烟飘拂，像一条条透明的纱带。午饭过后，大老程开着拖拉机送我出山。青山如洗，鸟鸣深涧。坐在箱体后面，绝壁上的山路仿佛开阔、平坦了许多，山坳里的小村渐渐远了，终于又消失在绿荫深处。快下山时，大老程忽然亮起嗓子唱起了山歌，悠然自得的旋律回荡在空山，如万壑松涛，排空而来。我不知道大老程彼时的心境，在我，是像迷恋童年一样迷恋那种静谧，是突然想留下来做一个山民，在山坳里盖一间小房子，种一亩水稻，栽一亩棉花，再辟一片茶园、开几垄菜地……这简单的愿望其实又是多么奢侈啊！如今，时光飞逝，我已是中年，那个简单的愿望，依旧未实现。有些地方，我们一辈子只有可能去一次。那座人迹罕至的小山村，我竟没能记住它的名字。也许，它原本就没有自己的名字。最后一个铜匠江少宾金银铜铁锡，铜在正中间，这个约定俗成的顺序奠定了铜的使用价值和经济地位。那是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牌楼还没人穿金戴银，但已经有了铜制的饰物与器皿。听大人说，齐奶奶家有一个永乐年间的铜盘，祖上传下来的，巴掌大小，盘底刻着两条龙，多少年了，龙须还看得一清二楚。那家伙值钱啊！值多少钱呢？我们都不知道，谁也没见过那个铜盘。我们只见过一次戴在脖子上的小铜锁。有一年正月，“杀猪佬”抱着孙子在村子里串门，孙子鼻子上拖着清鼻涕，脖子上晃着一把小铜锁，亮晶晶的，像一只小螃蟹，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我们都不喜欢“杀猪佬”，他常年杀猪，身上总有一股尿骚味，但我们都没有见过小铜锁，于是都忽略了他身上的味道。“杀猪佬”看穿了我们的心思，他一面看人打麻将，一面抱着孙子在麻将桌边晃来晃去，不让我们伸手摸。“杀猪佬”五十几岁就抱上了孙子，大家经常开他的玩笑。说来可能没人信，“杀猪佬”还不是牌楼最年轻的祖父。牌楼最年轻的祖父还不到五十岁，个子不高，体型偏瘦，一头黑发，看背影就是一个小伙子。他是牌楼烟瘾最大的人，眼睛一睁就摸火柴，牙齿缝里都是烟垢，口腔里喷出的味道就像“杀猪佬”。那把螃蟹状的小铜锁从此成了牌楼人的谈资，见过的逢人就说，没见过的逢人就问，然后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地议论。冬至大娘忍不住，杵着拐杖，拎着小脚，去问老憨，老憨边咳边说，铜锁啊？一个起码要三四百，死贵的——咳咳，咳，我的妈啊，咳死咯——你想打啊？没听讲谁能打啊……冬至大娘脸上堆着笑，拎着小脚，默默地退了出去。老憨过去是游方铜匠，老伴离世之后，年纪大了，又患了咳疾，便心灰意冷地呆在牌楼。铜匠按营业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店铺的游方铜匠，挑着一副担子，早晨出门，走街串巷，手持五块铜片串成的“铜串子”，到那烟火稠密处，手一抖，铜串子抖开了，一阵哗啦啦叮铃铃脆响；手再一抖，铜串子立马收成一叠铜片，那做派，仿佛唱戏的甩水袖一般，要多好看有多好看，要多舒展有多舒展。铜串子是游方铜匠的行当招牌，而那叮铃铃的铜串声，也算是铜匠行当的特色吆喝。听到那叮铃铃的铜串声，就有人循声探出头来，招呼着，“喂，换个脸盆吧！”或者，“喏，给铜瓢接个把咧！”一般来说，游方铜匠主要就是修修补补，碰到连阴雨，也会歇下来，打制一两件居家过日子的小器皿。老憨年轻时游遍了四方，自己挑着担子做铜匠，徒弟担着挑子做货郎。不是老憨刻意盘剥自己的徒弟，而是铜匠收入微薄，乡下人骨子里节俭，一年到头，并没有多少需要修修补补的活儿。迫于生计，有些游方铜匠干脆把副业变成了主业，一门心思做货郎。别看就是些油盐酱醋、针线头绳什么的，货郎做的是无本生意，而且送货上门，薄利多销，家家户户都需要。老憨年轻时劳碌惯了，老了，闲不住，也不愿意坐吃山空，于是做了“补锅佬”。补锅佬就是补锅匠。牌楼出过多种营生，但一直没有专门补锅的匠人。老憨于是填了这个空，大到淘米洗脸的面盆，小到吃饭喝水的瓷缸，他能修的修，能补的补。小修小补的，又是隔壁邻居，老憨不好意思收钱，每次都是好一番拉扯，“我一个人，做么事呢？歇着也是歇着……”最后自然还是收了。也有眼疾手快的邻居直接把钱放在窗台上，老憨佯装没看见，咳咳咳，咳成一张大红脸。老憨十六岁开始学徒，做了半个世纪的铜匠，盖了房子，结了婚，四个孩子也都扯成了大人。三个女儿都许了好人家，生活富足，家庭安稳，没让娘老子操过心。让老憨操碎心的，是宝贝疙瘩一样的老幺。老幺学了一年铜匠，不想学了，改学木匠，还没学出师，竟把师傅未成年的小香芋拐跑了。那还是一个媒婆操持婚姻的年代，这伤风败俗的举动，成了方圆数里妇孺皆知的丑闻。木匠抬不起头来，只好拿老憨撒气，威逼，找茬，要人。老憨忍气吞声，撂下铜匠担子，风雨无阻地出去找，哪能找到呢？人海茫茫，杳无音讯。老幺再回来的时候木已成舟，拖家带口了。当年那个粉嘟嘟的小香芋气球一样瘪了，成了一个满脸雀斑的小母亲。木匠死活不让女儿进门，老憨上门求情，木匠冷着脸，一声不吭。或许是颠沛流离的生活磨砺了她的心性，也或许是不堪忍受乡亲们的闲言冷语，大半年之后，香芋用粉笔在门上写了一句话，“不要找我！就当我死了……”无声无息地离开了牌楼。香芋的决绝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是彻底的消失，义无反顾，再也没有回来过。木匠没有追问女儿的下落，作为丈夫的老幺也没有出去找过，苦了那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每当日落，喉咙都要哭破了。“找什么找？老子真没事做！死了拉倒……”老幺没事人一样歇了下来，除了带孩子，几乎什么也不做。老憨自己是个孤儿，心疼孙女，又拿儿子毫无办法，只好由着他去。家里只有两间卧室，堂屋还连着厨房，每个墙脚都堆满了杂物，各种各样的农具，一麻袋一麻袋的稻子，已经没有地方下脚。老幺的薄情寡恩，让老憨彻底寒了心，他不愿意整天和老幺大眼瞪小眼，便在厨房后面搭了一间柴屋，躲进去，眼不见为净。柴屋光线昏暗，只有巴掌大的一扇窗户透进一片光亮。老憨戴着老花镜，佝着腰，埋着头，控制不住地咳咳咳，修修补补。半明半昧间，老憨猛然抬头，就像一头刚刚复活的怪兽。那间柴屋我们只进去过一次，潮气太重了，墙角渗水，铺着一层干稻草。柴屋里没有柴，地上堆着铁砧、手钳、铁锤、木槌，以及碎铜屑、破铜片之类的，还有许多待加工的半成品，最醒目的，还是那副抵在墙脚的铜匠担子。铜匠都很一副考究的担子，实际上就是两个长方形的木箱子，拣最好的木头找最好的木匠打的。前担的箱体上有两只长抽屉，里面放着工具和半成品的坯件；后面的担子上也有只长抽屉，下面是风箱，专供生炉子着火用的。这样的担子在铜匠行业中被称为“熟担子”，“熟铜匠”支起风箱，生起炭火，一字摆开模具，化铜浇铸，边加工边销售。“生铜匠”除了有一副“熟担子”，还有一副“生担子”。“生担子”就是两只竹箩筐，用来放置各种铜器和交换来的废铜，是小铜匠跟在师傅后面，走村串巷时用的。老憨的箱子已经褪色了，外面还捆着三四根竹青色的细藤条，有两根已经散掉了。老憨比“杀猪佬”大方，我们解开细藤条，翻箱倒柜，他既不阻止，也不恼，有时还会停下来，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介绍箱子里的工具，“这个是錾子，可见过？錾花的……”老憨爱用疑问句，又自问自答，慢条斯理、漫不经心的样子，很像我一生老好的祖父。或许，对于一个多年从事手工制作的艺人来说，时光本身就是悠然的，也唯其悠然，才能沉下心来，赋予手工打造的物品以感情，以灵性。除了止不住咳咳咳，老憨干活时几乎一言不发。我们蹲在他前面，看着他左手夹着一块铁片，右手拎着一把小锤子，在一块黑色的铁砧上敲敲打打。敲，是铜匠入门的必修课，也是一个铜匠必须掌握的基本功——落锤重，容易将铜打破，落锤轻，物件的形状就难以保证——对火候和时机的把握，考验着一个铜匠的技艺和水平。许是一通百通，民间艺人的手都很灵巧，老憨不仅会补锅、打铁，还会垒灶台，砌猪圈。垒灶台砌猪圈都是瓦匠活，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瓦匠活，尤其是烧柴火的土灶台，没有经验的瓦匠根本垒不出来。有一年蔡老三图省事，给分家单过的娘老子垒了一口土灶台，结果，一点火，浓烟往家里一个劲倒灌。灌了两天，娘老子受不了了，找老憨，老憨上上下下看了看，对蔡老三说，“你造的啊？还是你来吧——咳咳，咳咳——上去把烟囱拆掉……”蔡老三如法炮制，果然就顺畅了。除了老憨这样的游方铜匠，还有一种是有店铺作坊的铜匠，他们和铁匠一样有自己的炉子，无论是加工铜烟壶、铜唢呐嘴，还是打造铜器具，都需要炉子熔化各种铜原料。破罡街上只有铁匠铺，没有铜匠铺。镇里和县城也没有铜匠铺。铜匠铺太铺张了，投资大，而需求量却很有限。有一年，我在上海城隍庙附近闲逛，无意间邂逅了霍强师傅的“铜作坊”。霍师傅是浙江丽水人，在外祖父的铜匠铺子里长大，耳濡目染的，便跟着外祖父做了一名铜匠。有铺子的铜匠收入高，经营有规模，打制的物件成批量，手艺好的铜匠还有固定的客户。城隍庙里好几家商户都认霍强的外祖父，外祖父年纪大了，不愿意挪窝，霍强便打着外祖父的旗号，另起炉灶，把自己的“铜作坊”开进了上海城隍庙。提起外祖父，霍师傅有些伤感。外祖父做了一生的铜匠，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到了应该安享晚年时，却被肺癌夺走了生命。经年累月接触铜屑和铜灰，铜匠艺人到了晚年肺都不好，肺癌、肺心病、肺气肿，是这个行当的常见病。铜器越大越值钱，但霍师傅却热衷于“小”，在他的铜作坊里，鱼、猪、羊、铜锁、铜壶、项链挂件、钥匙吊坠、仿古手环……琳琅满目的小挂件有的袖珍可爱，有的古色古香，有的高贵典雅。作坊后面就是操作间，四四方方的工作台上摆着几十种工具，大大小小的锤子、铁砧、刻刀、錾子……三个年轻的学徒在操作间里忙碌，一块毫不起眼的铜皮，放在炭火里烧软后再锤打、变硬，再放入炉中烧一遍，接着再锤。人在作坊里流连，那富有节奏、韵律和力量的敲打声就像一阵阵欢快的旋律，让人忍不住驻足，屏息，用心聆听。铜匠工艺和铁匠很类似，只不过制铜是个细活，考验的是匠人錾花描朵的机心，巧夺天工的匠心，十几斤重的铁匠锤子是使不上的。一件铜器，要经过下料、折边、退火、定型、焊接、捶打成型、捶打抛光、包边等几十道工序。你能想到吗？打一个简单的铜火壶，至少需要七天时间，经过三十多道工序。因为发自内心的热爱，霍师傅坚持手工捶打，即使利润微薄，即使做一件铜器需要十天半个月左右。“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为了保证品质，也为了授徒，最关键的成型和抛光，他总要亲自动手。在他眼里，任何一件亲手打造的铜器都是有生命的“灵物”，而不仅仅是获取财富的手段。那三个学徒，是霍师傅从老家请来的，包吃包住，每个月还要根据营业收入发工资。年轻人不愿意学铜匠，老憨那种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游方铜匠，生存空间几近于无，更不可能再有了。老憨是牌楼最后一个铜匠，也是最后一个“补锅佬”。他是哪一年走的？我记不确切了，只记得五婶说过，老憨临走前，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咳出了一大海碗血。“老幺都不沾边，怕传染，你讲可还是个人？可怜咯……”我在霍师傅的作坊里买了一把小铜锁，亮晶晶的，像一只小螃蟹，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儿子戴着去了一趟夏令营，结果，弄丢了。唢呐声咽江少宾雪积了一夜，被子一样铺满村外的平畴，朝霞纷披的巢山，成了一个肿胀的白面馒头。瓦屋顶上的炊烟已经升起，暖暖的，像母亲的灵魂，在天地一样盛大的虚空里，缥缈着散去。嘎吱。嘎吱。嘎吱。踩着厚厚的积雪，响器班子神情淡漠地走进了牌楼。领头的中年人看着有些面熟，国字脸，胡子拉碴的，草绿色的羽绒服上沾满了星星点点的污渍。几个陌生的锣鼓手跟在他身后，都拎着响器，其中还有一个中年妇女，穿着一条紧身的黑皮裤，扎着波浪一样的马尾辫。后来我才知道，她负责音响，锣鼓和唢呐停歇时，她会跟着伴奏带引吭高歌，《父亲》《母亲》《二泉映月》《苏武牧羊》《十二月哭娘》……训练有素，混过大场面的样子。老西从屋里迎出来，久别重逢一样，摇晃着中年人的手。中年人似乎并不习惯这种寒暄，他一面请老西帮忙清除香樟树下的积雪，一面里里外外地忙碌着，扛出一张桌子，搬出两条长板凳，又牵出一根长长的接线板，插上电源。亭亭如盖的香樟树在大门外右侧，主事的已经把树下的那一片空地，提前留给了响器班子。牌楼人不看重生，看重死，体现在丧事上，各种繁琐的规矩不胜枚举。比如响器班子的位置，要在大门外，右前方，中间还要让出一条正对大门的通道。这条通道是供出殡用的，牌楼给予亡人的优厚待遇，是对皇家礼仪的简单模仿。再比如老人寿终正寝，谓之喜丧，家属会请人来唱戏，说大鼓，放露天电影……凡此种种，牌楼人为死亡营造了一种喜庆的氛围，赋予死亡一种超凡脱俗的形而上的意味。亡人的哀荣，活人的脸面。给予亡人的哀思，是活人对死亡的一次预演。唢呐，响起来了。接着是锣鼓。中年人站在树下，昂着头，神情专注地吹着唢呐。他太投入了，唢呐声时而宛转，如泣如诉，时而高亢，阳光一样嘹亮，时而又虚无飘渺，余音绕梁。我靠在门框上默默地听着，又想起远行的母亲，禁不住悲从中来……这是一个摄人心魂的唢呐手。一开始，我怀疑他只是做做样子，遍地假唱，没人规定唢呐手不可以“假吹”，但我很快就确认了，他是真的在吹，吹的还不是葬礼上那些一成不变的曲子，而是即兴演奏，是他自己的创作。牌楼竟有这样的异人么？我有些惊奇，问老西，老西不相信地瞪了我一眼，铜铃一样的大眼珠从烟雾里突出来，“你不认识他？吹爷家的老幺，金虎啊……”我一拍脑袋，记忆瞬间复活了，难怪看着有些面熟呢，原来是那个“跟屁虫”啊！说起来，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金虎“跟屁虫”一样跟着吹爷，大冬天的，吹爷要起早，他也锲而不舍地跟着，吸溜着长虫一样的清鼻涕。我们也喜欢跟着吹爷跑，一来二去的，打打闹闹的，大家便都混熟了。牌楼有两个“爷爷”级别的人物，一个是步枪大爷。步枪大爷一生未婚，孤身一人寄居在牌楼。一到农闲，步枪大爷便领着一群孩子在田畈里“打日本鬼子”，他眯起一只眼睛，两只手一前一后，端成一杆步枪的形状，然后“啪叽”“啪叽”“啪叽”，孩子们佯装中弹，慢慢地倒在田埂上。歪倒在地的孩子忍不住笑了，爬起来，继续玩……和朝夕相处的步枪大爷相比，“吹爷”就是一个传奇人物。吹爷是远近闻名的唢呐手，让牌楼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用一支唢呐，“吹”来了一个如花似玉的“田螺姑娘”。吹爷家里兄弟多，穷，好几个弟兄都打着光棍呢。有一次，他去吹一个白事，东家是个有钱人，喜欢大排场，唱戏的，说大鼓书的，轮番上阵。轮他出场的时候天已擦黑，一曲《百鸟朝凤》，把屋里屋外的人都震住了，渐渐散去的人群又聚拢了过来，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个吹唢呐的穷小子，脏兮兮的，东家原本以为是来混饭吃的，没料想竟有这等水平。东家立即差人在院子里掌灯，穷小子没有推辞，夜露垂降的乡村大院里，又响起了嘹亮的唢呐声。没有人知道那一晚他究竟吹了多少支曲子，老一辈人还记得的是，第二天，东家把唱戏的说大鼓书的都打发走了，只留下他一个人。第二天，他一个人不间断地吹。人越挤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吹成名。他这一吹，东家女儿的魂就给勾走了。他吹到哪，东家女儿就追到哪，追到哪也不说话，只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他既欢喜，又忧心，门不当户不对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点指望都没有啊。虽然已经死了心，毕竟青春年盛，穷小子把所有的激情都给了唢呐，如醉似狂的唢呐，只吹给她一个人听。她听懂了曲中的情，也听懂了曲中的怨，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像旧戏里的小姐一样，半夜翻了墙头，和穷小子定了终生。东家震怒女儿的伤风败俗，脸挂不住啊，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奈何女儿寻死觅活，最后还是嫁给了一穷二白，棉袄上还打着补丁的唢呐手。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东家绝情，再也不准女儿回门，老死不相往来了。穷女婿争气，硬把一支唢呐吹得天花乱坠，红事有人请他，白事也有人请他，靠着一支唢呐，养活了一家五口人。渐渐的，便赢得了“吹爷”的名声，时间一长，大名反倒都忘了。“唢呐，其制如喇叭，七孔，首尾以铜为之，管则用木。不知起于何代？当是军中之乐也。今民间多用之。”我国发现最早的图像资料是云岗石窟中吹奏唢呐的壁画，云岗石窟是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因此唢呐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这个时期。有关唢呐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见于明代，王磐《朝天子·咏喇叭》中云：“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明代以后，文献中对于唢呐的记载就更多了，说明唢呐已进入了繁盛时期。从“军中”到“民间”，唢呐究竟演绎了一段什么样的流变史？这已无从稽考了，但在过去的响器班子里，唢呐手一直是配角，给敲锣的帮腔，给打鼓的伴奏，一直到了吹爷，唢呐手才从配角变成了主角，唢呐不开腔，锣鼓不开场。一个唢呐手的水平，决定了一个响器班子受欢迎的程度。那是吹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时代，方圆数里的白事，第一个不能少的，就是吹爷的唢呐，有老人甚至专门丢了话，“要把吹爷请来啊，热热闹闹的，把我送走……”一俊遮百丑。能听一回吹爷的唢呐，丧事办得再寒酸，大家也都不在意了。迎来新人，送走故人，吹爷把自己的头发提前吹白了。在多年的走村串巷中，吹爷先后收过七个徒弟，可徒弟们走的走，改行的改行，到头来还在吹唢呐的，只有吹爷一个人。学唢呐苦，要练憋气，练换气，还要练指法，练发声，几天练下来，嘴疼，腮疼，头疼，手也疼。吹爷授徒严，为了练习一个指法，同一个手指抬起又放下，一天要抬起、放下几千次……“三年满，四年圆，五年再挣一年钱。”约定俗成的行规以及吹爷的魔鬼训练，让不少年轻人望而却步。衣钵无人继承是一个艺人最大的缺憾，最让吹爷伤心的，还是金虎对唢呐的背叛。或许是老幺的缘故，金虎深得吹爷的喜爱，大约吹爷也有心将自己的手艺传给他。金虎一生下来就活在唢呐声里，每次他哭闹，只要唢呐声一响，马上就安静了。有时，他出门去玩，吹爷也会用唢呐声寻人，只要一听到唢呐声，金虎立即乖乖地跑回家。耳濡目染的金虎于是成了“跟屁虫”，跟着吹爷走村串巷。他也喜欢吹唢呐。只要吹爷闲下来，他就拿起唢呐，在原地转着圈子，吹《抬花轿》，《金蛇狂舞》，《十二月哭娘》，每次必吹的，是让吹爷一吹成名的《百鸟朝凤》。每次，吹爷都坐在旁边看着他吹，笑眯眯的，若有所思地抽烟，偶尔也会叫停，站起来示范，耐心地纠正他。音乐是需要天赋的，音乐方面的才华基本上和勤学苦练无关，“熟”能生巧，但生不了领悟与想象。金虎十岁时，唢呐已经吹得很有样子了，他甚至想好了，将来以父亲为榜样，学唢呐，吹唢呐，娶个媳妇生个娃……谁能想到呢，青春期之后的金虎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觉得唢呐就像军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吹响，他为此整天提心吊胆。渐渐的，他甚至厌恶起了唢呐，死活不愿意继承吹爷的衣钵，吹爷什么好话都说尽了，他就是不听。相持不下，金虎索性离开了牌楼，长期在四川打工，跟吹爷的关系自然也就淡了。金虎一走，吹爷整个人都恹了，虽然依旧走村串巷，依旧吹唢呐，但老少爷们都听得出来，往日那股活灵活现的精气神，已经消失了。晚年的吹爷愈发消沉，属于他的光辉岁月已经成为过去，和牌楼的其他老人一样，守着一座空巢的吹爷，几乎不大出门了。闲来无事，一头白发的吹爷时常盯着唢呐发呆，偶尔也吹几支小曲，吹着吹着，忽然老泪纵横，不能自已。离世前一天，吹爷把那只老唢呐擦得发亮，然后挂在墙上。当晚睡前，他吹了三回《百鸟朝凤》，最后撂下一句话，“老伙计，我要睡啦……”半寐半醒的老伴没有疑心，等她疑心时，六十九岁的吹爷已经在睡梦中撒手人寰。大半夜的，谁能想到呢？每次提起这一幕，老伴都很悔恨。她祥林嫂一样翻来覆去地诉说，在无尽的自责里，泪如雨下。当年的“田螺姑娘”已经老啦，双颊凹陷的脸积满釉色，像一团风干的腊肉。吹爷出殡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然而，他吹了一辈子唢呐，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亡人，到头来，轮到自己了，居然没有一声唢呐为自己送行。方圆数里，没有第二个唢呐手，那支跟随吹爷多年的老唢呐，老伴原本准备放进棺材，入殓前，又被金虎抽了出来，“留着吧，我回来吹。”老西那会帮着主事，金虎的话他听到了，却没当回事。老子在的时候死活不吹，老子死了倒想吹了，谁信呢？哄鬼哦！老西没有想到，葬完吹爷之后，金虎果然没有再走，他接过吹爷的唢呐，和吹爷年轻时一样，入了响器班子，成了一个走村串巷的唢呐手。吹唢呐他有“童子功”，红事白事上那些固定的曲目，他闭着眼睛吹，一曲《百鸟朝凤》，更是吹得惟妙惟肖，大家一听就愣住了，这是吹爷还魂了么？吹爷过世已经十六年了，十六年光阴，改变了牌楼的许多物事。金虎的唢呐已经没有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听众，响器班子也仅限于白事，很萧条了。他怎么就变了主意，突然拿起吹爷的唢呐呢？我问老西，老西想了半天，最终模棱两可，“哪个好问呢？还是心里有愧吧。吹爷对他，那还有什么话港（讲）嘛……”老西一面忙里忙外，一面陪我聊天。令我诧异的是，唱歌的妇女竟是金虎的妻子，攀枝花人，打工时认识的。“二婚头了，都港是他拐来的。你不晓得，背后还抽烟呢……”老西铜铃一样的大眼珠从烟雾里突出来，掩饰不住一脸鄙夷的神色。太阳出来了，积雪消融，响器班子依旧守在香樟树下，每来一个吊唁的人，他们就要“响”起来，心照不宣地表达一下悲伤。金虎始终没有看我，他心无旁骛地吹着唢呐，当响器停歇，他便坐在凳子上默默地抽烟，很少参与身边的聊天。或许，他是不愿意触及那段“跟屁虫”的岁月，但我的脑海里还盘桓着他的唢呐声，还记得他昂着头，拖着清鼻涕，鼓着腮帮吹唢呐的样子。他是我的同龄人，却老得很快，看上去，至少已经五十多岁了。唢呐，铜黄色的裙裾，打碗花的形状。唢呐，苍凉而低沉，高亢而嘹亮，是渗透着中国元素的乡土灵魂一样的乐声。在金虎的唢呐声里，我敲着锣，走在队伍前面，穿过门前那条通道，送母亲远行。和金虎擦肩而过的瞬间，他瞥了我一眼，又迅速垂下眼帘。唢呐声咽。渐行渐远。本文原刊《百花洲》年第4期谁在深夜祈祷江少宾佛香盘旋。从我家的防盗门到她家的防盗门，不过五米，这段花岗岩铺就的楼道，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她刻意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和左邻右舍发生任何交集。说是左邻右舍，其实就是门对门。城市到底不比乡下，所谓的邻居，往往都是陌生人。这让我想到一位古稀老人，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租住在庐州城南的一片平房里。老人的腰身已经完全佝偻了，又有些耳背，因此基本上不和邻居们走动。有一次，我撞见老人在走廊里拾起一张窝成一团的纸币，心里有些好奇，当我将手习惯性地探向自己的口袋时，老人立即举起那张窝成一团的纸币，“可是你的?”我笑着摇了摇头，“真不是你的?”老人继续举着那张纸币，他的穷追不舍既让我有些诧异，又有一些难为情。我正想着如何脱身，邻居们忽然都从门后闪了出来，他们的神情让我确信，他们已经知道了我和老人之间发生的事情。那时候防盗门还不太盛行，但每家每户都要在木门外面再安装一道铁栅门，铁栅门上蒙着一层深色的薄纱。深色的薄纱，自然的隐身术，遁藏着无数双偷窥的眼睛。他们果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眉飞色舞着，仿佛老人捡到的不是一张脏兮兮的面值五元的纸币，而是一笔惊人的巨款。那张脏兮兮的面值五元的纸币，最终还是无人认领，但那一次非凡的经历，却让老人养成了捡钱的习惯。然而，老人捡钱的频率实在太高了，第一天，他在走廊里举着一枚硬币，“菊花”中间有一个小孔;第三天，他又在走廊里举着一枚硬币，“菊花”中间有一个小孔……这时候大家已经明白了其中的原委，老人于是挨家挨户地敲门。没有人开门，大家都在忙着，没有人愿意为这个自作聪明的老人浪费哪怕一分钟!我承认自己也没有开门，我不愿意陪老人玩这种拙劣的把戏，那只会沦为大家的笑柄。那时候，我还无法理解这个行为怪诞的老人。我在那片平房里寄居了三年。三年里，没有一个人来探望过这个弯腰驼背的古稀老人。他从何而来?膝下有无儿女?邻居们都不知道这些信息，唯一能够确认的是，老人姓秦，自称“退休职工”。在漫长的独居生活里，老人的耳朵已经完全聋了，腰几乎弯成了虾米。他不再频繁地捡钱，也不再理会邻居。长日里，离群索居的秦老活像一个藏在薄纱后面的幽灵，从他门前路过时，我总能看到幽暗的客厅里浮着一张呆滞的脸。所谓的“客厅”，其实只有五六个平方，陈设也非常简单——左边，靠墙，放着一把藤条已四处断裂的太师椅，太师椅的左前方，横着一张矮矮的窄窄的玻璃小茶几;右边，靠墙，挤着一张四四方方的餐桌，餐桌上的黑白电视机只有十四吋，看上去比秦老还老，布满各种伤痕。秦老喜欢瘫在太师椅上，只看电影频道，而且始终静音。如今，转眼二十年过去，城南的那片平房已经消失了，连同平房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些我曾经无比熟悉却又完全陌生的邻居们。每次经过城南，我总会想起弯弓一样的秦老，他的孤独，一眼望不到尽头。他的无助，一眼望不到尽头。我不知道秦老是否健在?然而，秦老在抑或不在，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正如对门那个隐身的邻居，在我的世界里，他们，都只是过客。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世界的过客，不同的只是，我们和世界之间的联系或深或浅、或长或短而已。在坚硬的城市里浮游，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孤独的，无处安放的灵魂，在深夜里祈祷着俗世的平安与肉身的健康。为此我时常悲不自禁——世界那么大，但始终只有一隅，和我们紧密相关。生死之间江少宾《礼记·祭义》：“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题记一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录了许多鬼故事，之所以说是“录”而不是“写”，是因为许多鬼故事都标明了讲述者，包括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甄士隐，假语村言，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更像那么回事的，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据说蒲松龄自备茶水，请人说鬼故事，他则记录下来，并煞有介事地注明“异史氏曰”。此地无银三百两，信与不信，全在阅读者自己。中国文学，魏晋开始便有了志怪小说，谈鬼、说鬼、写鬼蔚然成风，历代不绝，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这说明，鬼故事在中国民间流布已久，以至于绝大多数人的心里，都有鬼。鬼是什么？是亡人的魂。在《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里，亡人多显出原形，民间的说法是借尸还魂。蒲松龄笔下多女妖，女妖其实就是女鬼。这些女鬼来往于人界和鬼界之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最著名的鬼故事当属《聂小倩》。聂小倩生前只活到十八岁，死后葬于浙江金华郊外荒凉的兰若寺旁。书生宁采臣暂居兰若寺时，小倩受夜叉指使前来谋害，却被宁采臣打动，遂如实相告。宁采臣脱险后没有辜负聂小倩，原配病逝后，宁采臣便娶聂小倩为妻，“女慨然华妆出，一堂尽眙，反不疑其鬼，疑为仙。”此时的聂小倩已逐渐脱离了鬼界，举止言谈犹如常人，貌美如仙。故事说到这里其实可以结束了，余音绕梁，荡气回肠，但蒲松龄不愿意。蒲松龄似乎想说一个正能量爆棚的鬼故事，于是又给这个“人鬼情未了”的故事续了一条光明的尾巴：“后数年，宁果登进士。女举一男。”意思是说，宁采臣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高中进士，聂小倩呢？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后来还当了官，而且官声还不错。故事到此才算全部结束，皆大欢喜！蒲松龄为什么要写这一段，换句话说，他为什么要皆大欢喜？高二时看《聊斋志异》，囫囵吞枣，大学时重读,依旧一知半解，云遮雾罩，直到我自己动笔之后，才慢慢悟出了其中的奥妙。和小说比起来，电影《倩女幽魂》或许更富盛名。王祖贤饰演的聂小倩，凄美而幽怨，哀婉而飘逸，“疑为仙”。在我狭隘的视域里，王祖贤饰演的聂小倩和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是华语影视史上难以逾越的经典。我第一次看《倩女幽魂》时已经大学毕业，寄住在庐州城南的一座城中村里。城中村唯一的一所录像厅开在一栋两层小楼的地下室，常年不见阳光，酸腐的空气像充盈的荷尔蒙。从录像厅里进进出出的，都是一些光膀子的年轻人，抽烟，吐痰，飚脏话，偶尔，也会出现一两个情窦初开的女学生。她们跟在他们后面，扭捏着，矜持着，渐渐也就豪放起来，稚嫩的脸上绽开无畏的笑容。我一个人缩在最后一排，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上的张国荣和王祖贤……电影结束了，录像厅里的男男女女鱼贯而出，嘈杂的城中村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走到住处的时候，灯光消失了，远处的夜色墨汁一样浮上来。我高一脚低一脚，四周的夜色突然有了重量，我在其间，成了一个即将溺水的野泳者，颤抖的双手，迟迟无法将钥匙塞进锁眼……那一刻，我想起宁采臣寄居的鬼蜮一般的兰若寺，又想起自己年少时撞到的“地煞”。在牌楼，地煞就是一根会移动的高高耸立的黑柱子。第一个撞到地煞的牌楼人是立春妈，她在撞过两次地煞之后，忽然成了睁眼瞎。闲聊时立春妈经常说，地煞虽然一团漆黑，但移动时会发出一团炫目的光……这太玄乎了，无法想象，超越了牌楼人的智商。没有人质疑过立春妈，也没有人质疑过她的瞎。后来，越来越多的牌楼人宣称自己撞到了地煞，有时间，有地点，唯一的疑点是没有证人。我也撞过一次地煞。那个盛夏的黄昏，苍穹低垂，云朵在西天疾走，如奔马，似烈焰，树冠上纷披万道霞光。大人都在田间地头忙着“双抢”，我太累了，昏昏欲睡，于是一个人提前回家。后门正对黝黝然的巢山，草木在余晖里绿得发黑，森森然，仿佛就要压下来。空气压抑、沉闷而燥热，我忽然想上厕所，然而，厕所依山而建，就在巢山脚下。我强忍着，终究忍不住，只好硬着头皮，走向山脚下那一片越来越深的黑暗。走着走着，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走他也走，我停他也停。我不敢回头，余光里，身后立着一道幽深的屏障。恐惧瞬间攥紧了我的心脏，砰砰砰，一匹急于脱缰的野马，仿佛就要跳出来。我应该出汗了，像午后的雷阵雨，发窠里冲出一条腥咸的瀑布。厕所近在尺咫，但我跨不过去，我怀疑厕所里躲着一个披头撒发的女鬼，她施行的法术，让我进退维谷。不知道时间究竟过了多久，突然，山脚下飞快地移动着一道黑色的擎天柱，当那道黑色的光柱像黑旋风一样逼近我的时候，我瞬间昏了过去……我一夜高烧，抽搐，说胡话。凌晨三点，当破罡街上的唐医生在父亲的请求下，深一脚浅一脚地摸进我家时，我已经烧到了四十多度。唐医生几乎被我烫伤了，他一次又一次甩着温度计，长时间喃喃自语。父亲忐忑不安地站在床边，捕捉着唐医生愁云密布的脸。那个，不是得了脑膜炎吧？唐医生未置可否，最后又举棋不定地摇了摇头。折腾了半天，最后唐医生既没有输液，也没有打针，只是叮嘱我父亲，在我的脑门上敷一块潮毛巾……这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唐医生的束手无策几乎宣判了我的死刑。万幸的是，第二天上午，我慢慢地退了烧，忽然醒了过来。屋瓦间泻下炫目的日光，日光里，浮着几张焦虑的脸。我无力地躺在床上，浑身上下像在水里浸泡过一样。真渴啊！我想喝水，却又说不出话来。一夜无眠的母亲喜极而泣，她一遍又一遍地摸着我的脑袋，手和脸。在母亲的爱抚里，我感觉自己成了一片随波逐流的树叶，四顾皆茫茫，脑海里一片空白……我在床上浑浑噩噩地躺了三天。母亲事后说，那三天，我只吃过一根腌黄瓜，喝过几小碗粳米粥。这神奇的遭际，被大人们笃定是“撞到了地煞”。大人们笃定了之后，我反倒不敢确定了，我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噩梦——在梦里，我遇见了一个庞然大物，当庞然大物向我大踏步奔来时，我吓醒了……这庞然大物果真存在吗？我无法自证它的真，当然也难以证明它的假。成年之后，我终于笃定，童年的我没有说谎，立春妈第一次看见和乡亲们后来看到的，正是我亲身经历的骇人景象。奇怪的是，在《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里，我都没有看到类似的故事。纪晓岚或许另当别论，但道听途说、添油加醋如蒲松龄，怎么会放过这样的遭遇呢？！另外一次亲身经历，同样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那一年，老太太驾鹤西归，当我抱着儿子准备去老太太的老屋时，他突然挣扎了起来，指着不远处的老屋，说，“鬼！”这一声太清晰了，振聋发聩！我惊愕地站在原地，这，怎么可能呢？！他刚满两岁，生性胆怯，我们从来没有在他面前谈论过鬼。那么，他看见了什么？不远处，老太太低矮的老屋孤零零地卧在村口，亲属们肃穆地站在屋后和门前。哪有什么鬼？！我小声地劝慰儿子，准备再次去往老屋时，他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哭出了声来。他的哭声里透着明显的恐惧，那一刻，我头皮发麻，后背滚过一万道冷汗。我退了回来。儿子蜷缩在我的怀里，像一只受惊的小兽。他一定看见了什么！但他究竟看见了什么？我不知道，也没有追问。自小到大，我们接受的都是唯物主义教育，我若追问，势必无法自圆其说。二牌楼，我的精神原乡。每次遇到解不开的疑难，我都要回牌楼去看看。牌楼其实没什么可看的，但牌楼的老人饱经沧桑，这一群老人，是农耕文明最后的标本，是乡土社会的守望者和终结者。他们足不出户，却阅尽人世繁华。每次我向老人们请教，老人们都笑眯眯的，必得先说上一车轱辘的客气话。然而，老人们的话匣子一旦打开，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一上午的陈谷子，一下午的烂芝麻，这些陈谷子烂芝麻其实并无具体的指向，但我忽然就释然了，人生所有的疑难都在这些陈谷子烂芝麻里找到了答案。农历三月初三、七月十五、九月初九，这三天是老人所谓的“鬼节”。其中，三月初三和九月初九是水鬼的节日，牌楼人传下一句古话：“三月三，九月九，无事别在水边走。”在水边走了会如何呢？在水边走会冲撞到投胎的水鬼，不能投胎的水鬼会原形毕露，冲撞者或魂飞魄散，或一命呜呼。孩子们或许不怕死（其实也并非不怕，而是不明白什么是死），但都怕鬼。因此，再顽皮的孩子，这两天也会老老实实地守在家里，没有大人的许可，谁也不敢轻易出门。农历七月十五俗称“七月半”，是最隆重的鬼节。牌楼人相信，人死之后，魂还活在另一个世界，七月半这天，尘缘未了的亡灵会结伴回家，直到重新投胎。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势单力薄，却也不能慢待。七月半这天，牌楼人是不串门的，女人和孩子既不能穿红色的衣服，也不能戴红色的头巾或围巾。太阳还没落山，家家户户敞开大门，迎接回家的先人。祖宗牌位自然已经擦过了三遍，规规矩矩地请到了上席，上面披着一块陈年的红布（这或许是女人和孩子不能穿红衣服、戴红头巾的原因）。掌灯时分，男人开始在路边和家门口烧纸，路边的黄表纸是烧给孤魂野鬼的。敬完孤魂野鬼，一个由来已久的庄严仪式开始了。此时，家家户户的门槛石前面，早早地码好了一堆黄表纸，黄表纸的前面还要摆一张八仙桌，八仙桌上也早早地摆好了三碗饭、三双筷、三杯酒和三碗菜。一切准备就绪，一家之主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慢条斯理地烧纸，烧完纸之后还要磕头，磕头的顺序要按照辈分和年龄的大小，不能乱的。烧纸的时候，磕头的时候，四周寂无人声，抱在怀里的孩子，这时候往往都被哄睡了过去，或者就藏在房间里，不出来见人。七月半是唯一一个不放鞭炮的节日，老人们说，鞭炮太吵了，要是惊到各路亡灵，可怎么好啊？夜幕降临之后，烟熏火燎的牌楼并没有立即安静下来，七月半的糯米粑粑，在祖宗们尝过之后，孩子们可以尽情享用。牌楼人笃信，孩子们吃掉祖宗吃过的糯米粑粑，就能得到祖宗的庇佑，不生病，不招灾，不惹祸。在牌楼，节日是世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孩子们来说，所有的节日最终都归结到吃。小时候，牌楼人丁兴旺，七月半热闹异常，除了要给亡灵烧纸、祭祀，主妇们还会做一顿丰盛的晚饭。所谓的丰盛，自然也因家庭而异，不过，再吝啬的主妇也会杀一只鸡，给孩子们解解馋，给农忙中的大人补补身体。再后来，村里的壮劳力都去了外地，但七月半之前，他们忽然就回来了，约好了似的。给孤魂野鬼烧纸，给先人烧纸，只要男人还在，女人和孩子就不能做这些事。这个习俗一直沿袭到今天——清明、七月半、冬至、春节，这是四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在外谋生的牌楼人，会在其中的某个日子，推开一扇扇紧锁的大门，踏进一座座杂草丛生的院子。今天的牌楼，只有老人们还在坚守。老人们既是在坚守故土，也是在坚守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俗。习俗是血脉里流淌的路标，乡音无改，习俗永在。在牌楼，习俗既关系着生，也关系着死。不知死，焉知生？然而立春妈是个例外，她是既知死，也知生。那时候她还没有全瞎，七月半这天，她忽然撞到一个小人站在老井边上。她看得真真切切，只见那可怜兮兮的小人赤着脚，绞着手，眼泪汪汪的，仿佛刚刚和大人走散了，一时不知何去何从……立春妈胆子大，她一面数落小人不该独自乱跑，一面又把原委说给了正在喝酒的老伴。老伴将信将疑，想想正是七月半，于是放下酒杯，在老井旁边烧了三刀黄表纸。老伴烧纸时，立春妈又念叨起了那个可怜兮兮的小人，羊角辫，红头绳，塌鼻子，嘴唇下面还有一粒黄豆大小的朱砂痣……这一番念叨让老伴呆若木鸡，立春妈看到的小人，居然是老伴四十年前溺亡的亲妹子！四十年前的立春妈还蹒跚学步于云贵高原南部的某座大山里，由于语言上的双重障碍，嫁到牌楼的立春妈，基本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当大伙下地干活时，空荡荡的牌楼荡起了立春妈的山歌。立春妈的山歌如泣如诉，如丝如缕，祖祖辈辈的牌楼人都没有听过。这神奇的遭遇，让立春妈成了一个“过阴的”。“过阴的”是通灵的人，俗称巫婆，尊称仙姑。方圆数里，许多人不知道谁是公社书记，但都知道牌楼的立春妈，是个神得不能再神的“过阴的”。“过阴”是个力气活，立春妈每天只“过”四次，下午“过”两次，晚上“过”两次，每次大约一个小时。立春妈“过阴”的房间常年拉着厚重的窗帘，进门，正面摆着一尊高大的神龛，神龛前陈设着一条长案，长案上燃着三炷蜡烛。烛光里浮着三口大海碗，仔细看，一口海碗里翘着一只大公鸡，一口海碗里盛着一块大肥肉，另一口海碗里堆着满满的生腐。“过阴”时不能有外人，因此除了当事人，没有人知道，立春妈究竟施了什么法术，让所谓的亡魂借了她的身？在神话般的传说里，立春妈成了救苦救难的菩萨的化身，她一年到头歇不了几天，十里八乡，到处都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人。立春妈到底有多神？我并不知道，我记事时，她既老且瞎，已经不帮人“过阴”了。那一年我撞了地煞，高烧，惊悸，母亲也曾去求过立春妈，她推说自己有病在身，始终没有答应。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她给自己定过规矩：“只过阴，不治病。”过阴，是假亡人之口劝未亡之人，说到底也是治病，治的是心病。立春妈过世时，我已经离开了牌楼。听母亲说，立春妈过世前一个礼拜，滴水不沾，粒米未进。她整日卧在床上，录音机里循环播放着无人能懂的梵音。她在安详的梵音里安详地离开了人世，脸上浮着一丝神秘的笑容。根据她的遗愿，家人没有立碑，她是牌楼唯一一个有墓无碑的亡人。立春妈过世之后，牌楼的一个时代结束了，方圆数里再无会“过阴”的人。大萍大婶学得一点皮毛，谁家的孩子夜里忽然发烧，不请自来的大萍大婶会在孩子的床头放一碗清水，清水里立三根筷子，如果筷子齐扎扎地立住了，大萍大婶便面露喜色。主人自然要问，大萍大婶却又讳莫如深。当然也有立不住的时候，大萍大婶便知难而退，原不想请医生的父母少不得又要连夜跑一趟破罡街。如今，大萍大婶年逾古稀，再不会自动上门，而头痛脑热的老人们也不愿意去请大萍大婶。老人们已经习惯了小病小痛，习惯了在小病小痛里慢慢耗尽自己的余生。空巢中的大萍大婶想来是寂寞的，她信了“主”，每个周日都要步行十几里，风雨无阻，到镇上的小教堂去做礼拜。大萍大婶晚年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但她不吃药，也不看医生。我问过一次大萍大婶，人死之后是否真有魂？大萍大婶久久没有接话，我悻悻然，正要出门，她忽然又开口了：“你问的是鬼啵？”我急忙转身，大萍大婶的眉毛突然一拧：“人若无情人是鬼，鬼若有情鬼亦人。”石破天惊！我愣愣地看着大萍大婶。大萍大婶的眼里空荡荡的，像夕照下的荒凉的小村。那一回，大萍大婶忽然敞开了心扉，破天荒地向我介绍了传说中的各种鬼。她是个急性子，语音含混，语速又快，不赘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翻东晋史学家干宝所著的《搜神记》。《搜神记》集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之大成，篇幅短小，情节简单，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其实不光是中国，自古以来，世界各地就流传着和鬼有关的形形色色的传闻。最著名的鬼魂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妻子安妮塔，她被斩首而亡，有人说可以看到她的无头鬼魂在伦敦塔的走廊上游荡。伦敦塔最爱闹鬼，它是英国处决著名囚犯的地方。闹鬼的名气在欧洲不输伦敦塔的，还有法国卢瓦尔省的萨克城堡。这座法式城堡的闹鬼纪录最早可以上溯至15世纪，人们在城堡外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现在被称为“绿女”的幽灵，这个名字来自她经常被看到穿着绿色的衣服。传说她的外表极为惊悚，脸上，应该长眼睛和鼻子的地方都是大孔洞，每天早晨，她都在大声呻吟。除此之外，美国、加拿大、挪威、新加坡、韩国、日本……都流传过鬼故事，各种各样的灵异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其中，美国的田纳西案（俗称“贝尔女巫事件”）轰动一时，它是迄今为止唯一一起官方承认的冤鬼索命致人死亡的案件。三究竟是谁第一个命名了“鬼”？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过怎样的魂飞魄散的事件？毫无疑问，他不仅是位神学家，还应该是一位足迹辽阔的布道者。第一个写出“鬼”这个汉字的人，也必然不是仓颉——作为轩辕皇帝的史官，仓颉很有可能只是一个汉字的整理者——“鬼”这个字，只能来自悲苦的民间。是的，悲苦。大悲。大苦。这是“鬼”之所以为“鬼”的精神起源。因此，我相信“鬼”来自于宗教，佛经中就详细记录了鬼的种类，人死后，六道轮回，其中一道便是“饿鬼”（六道：天道、人道、畜生道、阿修罗道、饿鬼道、地狱道）。民间流传的各种鬼，其源头，很可能就是一批批田间地头的布道者。鬼神说，其实是民间一种变异的宗教，是化了妆的祝福，是苦难者的呻吟与哀鸣。《阅微草堂笔记》里的乡野怪谭、《聊斋志异》里的鬼狐花妖，一方面饱含底层民众的血泪控诉，另一方面又寄托着底层民众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或许也正因此，愈是苦寒之地，愈多人敬仰天地神明，也愈多人相信天堂与地狱，相信前世与报应。《奥义书》说，人死后，身体回归地，汗毛回归草，头发回归树，血液和精液回归水，言语回归火，眼睛回归太阳，思想回归月亮，耳朵回归方位，气息回归风。这自然是对死亡的最哲学的解释，然而，当此时，这具寂灭的身体究竟在哪里，他是无所不在的“不在”，还是无所不在的“在”呢？我不明白其中的奥义。《说文解字》又说：“鬼，人所归为鬼。人从有回到无就是鬼。”无论是有还是无，故事仅仅是故事，说说而已，当不得真的。选自《回不去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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